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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們缺乏的只是疫苗?

时间:2020-04-04     作者:劉寧榮   阅读


又一次的開學典禮付諸東流,這一次春天的典禮是因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禮是因為香港動蕩。不少朋友問我怎么沒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講、觀點和文章?近兩個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從疫情中央發出的令人潸然淚下的親身經歷?有多少發自內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對國家未來的焦慮和期許?我們已經好久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在同一個時刻、為同一個人、為同一件事發出我們謙卑的聲音,吹起我們的口哨聲?而這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希望類似的悲劇可以再少些;希望我們無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懼之中;希望這個民族無論何時都是被人敬重的。


這當然是一場災難。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開始了這一場天災,但這也是一場人禍。根據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研究,如果武漢提前三個星期開始狙擊這一病毒,僅中國受感染的數目就可以減少95%。當然這只是一項研究,而現實與數字模型之間存在的距離有時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漢封城之后歐美各國不會如此傲慢,而是積極合作應對,今天的歐洲和美國或許就不會面對這樣的人道危機!在全球面臨這樣的大災難面前,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自私與自大、嘲諷與指責、恐懼與推卸,甚至陰謀論甚囂塵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應有的反思。面對這樣的世紀疫情大流行的恐懼,我們缺乏的遠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們缺乏常識;我們缺乏見識;我們缺乏透明度;我們缺乏同理心;我們缺乏擔當;我們缺乏反思……


我們缺乏常識


在這場疫情席卷全球時,新冠肺炎也成了陰謀論的溫床。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里,有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說”,有美國駐武漢領事館留下八個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種毒之說”,有美國參議員柯頓指控毒源來自大陸生化實驗室的“放毒之說”,有武漢軍運會期間美國兵“播毒之說”,莫衷一是。我從一開始就對陰謀論存疑,我總覺得人性雖惡,但人類的惡行還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證,就知道是胡言亂語。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位于武漢新世界國貿大樓第47樓,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處?謊言嘩眾取寵,但信者眾!如果病毒來自中國的生物基因作戰實驗室,對病毒的認識和控制還會那么難嗎?這樣低水準的陰謀論竟然暢行全球!其實只要有基本常識,反智的陰謀論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們缺乏常識也因為我們常常以偏蓋全,信息不對稱。意大利專家雷穆齊(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國的一些媒體第一時間就報道了意大利是源頭的說法,讓不少中國人信以為真。中國的記者還紛紛打電話去采訪,他對自己早先的采訪被斷章取義非常不滿,并指出這是教科書式的“宣傳手段”。但之后他糾正中國媒體的說法,并沒有被廣泛報道。他還在另一個場合表示,武漢可能早已出現新冠肺炎感染,期間有大量中國人從武漢來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現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來自中國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黃金時機。其實意大利北部溫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時候,除了武漢,溫州疫情也很嚴重。在中國就有專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強烈建議武漢必須封城。


疫情剛爆發時,有不少人總在那里質問,美國每年季節性流感死了成千上萬人,無人恐慌,世界各國沒有切斷和美國的聯系,但美國為何要切掉和中國的聯系?這是否過度反應?是否歧視中國?是否違反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但季節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這樣的事實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紐約成為另一個武漢,大家應該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國發生的季節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間的根本不同。


我們缺乏常識是因為我們受制于我們有限的知識和見識,無法認識事物的真相;我們缺乏常識也是因為我們面對恐懼而驚慌失措,無法理性地看待自媒體時代所獲得的虛假資訊;我們缺乏常識也是因為我們的立場和偏見擋住了自己的視線,無法走出原有的認知。


我們缺乏見識


同樣在歐美各國,不少人還真的將新冠肺炎和季節性流感等同起來,根本不把新冠病毒當回事,釀成今日歐美各國淪陷的慘痛教訓。在發生新冠肺炎這樣的全球公共醫療危機時,不要說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頂尖的傳染病專家對病毒都缺乏足夠的認識,束手無策,無法預見其發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終和現實也可能相距甚遠。在疫情初期,不要說西方的專家,即便內地最頂尖的傳染病專家都不認為這次疫情比“非典”嚴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學的專家學者敢于發聲,袁國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這次疫情極為嚴重,香港特區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列為須呈報的疾病,衛生部門有權強制隔離懷疑患者。管軼教授是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最早發出疫情將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擊,大家記憶猶新,不少香港人對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懼,也出現了搶購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對此的反應就大為不同,包括香港大學中的白人學者也覺得這是類似流感的病毒,只不過傳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這種判斷一度讓我覺得香港是否過度恐慌了,特別是香港醫務人員以罷工逼迫政府封關的舉動過激,違背了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倫理底線。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華人因為擔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視為怪物,不被理解還算次要,還受到白眼和歧視,甚至遭人毒打。因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該出現在公眾的地方。其實西方人這樣的行為也是因認知受限,而訴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視人權。


這次疫情在歐美的迅速蔓延終于讓西方意識到新冠病毒不只屬于亞洲人,他們原先冷眼旁觀,以為白種人可以刀槍不入。甚至歐美的不少醫學專家初期都低估了這個疫情的風險,從意大利大意失荊州,到英國的“群體免疫”,再到美國的全線淪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們對這個病毒的有限認知有關,說難聽點就是無知。因此政府不敢與普通民眾的認知相左,輕易做出封城的決定。醫學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對立的看法,直到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流行病專家尼爾·弗格森團隊的研究報告做出了令人恐懼的預測之后,英美兩國政府才改變被動的應對策略。這份研究報告警告,如果英美兩國不積極應對,英國將會有超過50萬的人死亡,而美國將有220萬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在此之后還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認為新冠病毒在英國已經傳播了一個多月,大約一半人口已經獲得了實質的群體免疫能力。


全球在應對這個新型病毒的侵襲時,因為知識不足,做出了不少錯誤的判斷。在疫情初期,對病毒的嚴重性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在獲得人傳人的證據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漢封城的決定。但同時也因為認知不足,人的見識有限,影響了我們應對病毒的策略。東亞地區有“非典”的慘重教訓就極為重視,西方民眾對新冠病毒的認知則不同,完全放任。


我們的見識常常受限于我們的生活經歷和環境,但我們不可能親臨其境去認知每一件事物,因此獲取全面的信息就變得至關重要。不幸的是我們因防火墻無法獲得客觀的信息,因處在同溫層里拒絕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說我們因缺乏透明度難以接收真實的信息。


我們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還沒有開始蔓延時,如果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勸誡、警告、和懲罰,或許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歷史會改寫。許多在武漢不該發生的事一定不會發生,武漢的犧牲就不會這么大,中國百姓的犧牲也就不會這么大。


從中國最早處理新冠肺炎的不當做法,到世界衛生組織遲遲未對全球發出最高級別的警告,到歐美各國的遲緩應對行動,都和缺乏透明度有關聯。這次疫情如此迅猛擴散的第一責任人當然是武漢當局、湖北當局,他們對公眾隱瞞信息甚至掩蓋真相,引發了民眾的不信任,國際社會不少人甚至懷疑中國的死亡率造假。中國最為受傷的就是因封鎖和隱瞞信息,導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誤,遭到國際社會詬病、排斥和指責。武漢封城之后,中國的經濟和民生受到重創的舉措和犧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其實剛剛浮現。


美國政客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刻,頗有隔岸觀火的看客心態。特朗普為了選舉,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響經濟,就是不愿承認疫情遲早會沖擊美國。他本以為關閉了來往中國的航線,切斷了來自中國的人流就萬事大吉了。他還不讓郵輪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國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國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這樣的做法和一切以穩定為首要的考慮有何區別呢?在疫情終于席卷美國之后,他也是不斷大事化小,盡量降低疫情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甚至在感染人數還在不斷攀升時竟然表示美國的經濟活動在復活節就可以恢復正常!所幸美國有獨立的媒體,在白宮可以直接和總統公開叫板,不讓政府傳播的不實消息當道。在白宮記者會上,美國媒體公開質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當,當場質問總統為何不停地使用“中國病毒”這樣的歧視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當我確認這將是一場公共衛生災難時,我就第一時間在我的朋友圈里轉發了管軼教授對疫情的“悲觀”看法。但他的科學分析在內地被視為聳人聽聞,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說”對他進行人身攻擊,但正是這樣客觀的信息才有助于我們了解事實真相,了解這一公共衛生危機已經去到了多么危險的境地!其實在發生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危機時,面對太多的不確定性,要阻止謠言,信息的透明就顯得尤為重要。


除了刻意隱瞞信息,還有虛假資訊泛濫。全球數百名科學家2月上旬出席日內瓦“世衛論壇”,討論新型冠肺炎疫情,學者就感嘆他們不得不面對兩條戰線作戰,除了應付病毒大流行,還要應付虛假資訊大泛濫 ,而應對虛假資訊泛濫比抗疫本身還艱難。網上流傳最廣最快的往往就是聳人聽聞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見的看法,這些不實的信息,有惡意造謠,有斷章取義,導致非理性的反應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亂和分化。世衛顧問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網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傳播未加抑制”的假設,特意將最壞的可能性無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場公共危機發生的時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來阻止危機的蔓延。恰恰相反,這只會造成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即便在上個世紀的蘇聯時代,對切爾諾貝利核泄露的隱瞞最終給人類帶來了一場世紀大災難,更何況我們已經身處社交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


面對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對稱有助于我們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應對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對疫情的判斷,還是應對疫情的方法,各國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間不僅不該嘲笑,反而應該借鑒。我們因條件限制無法獲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換位思考,從他者的角度看問題,避免幸災樂禍的看客心理。


我們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發之后,各國不僅有不同的認知過程,而且在獲得相同的認知之后所采取的應對也并不相同。武漢封城的消息傳出之后,西方的反應也是兩極,有稱這樣的舉措是流行病專家的天堂,而這只有在威權國家才能實現,民主國家只能羨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國家看到中國面臨的困境,在疫情剛剛爆發時,也帶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幸災樂禍看笑話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抗疫,還把病毒與中國的國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聯系。


各國抗疫的做法離不開其體制、文化、歷史等因素。在中國,一聲令下,舉國體制立馬見效,整個國家有如一部機器,全力抗災,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邊站,甚至做出犧牲,包括在“準戰爭”狀態下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其它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醫療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慮。事實證明,這樣的犧牲確實巨大,但這一抗疫歷史上未曾經歷過的舉措,一座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兩個月的戰略最終是奏效的。


中國的犧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點之處也多如牛毛,野蠻作業的現象也并非個別。中國人不喜歡美國指手畫腳,那別的國家難道就喜歡中國這么做?一些自媒體對別國狀況一知半解,充滿無知、偏見和輕蔑,非要說人家不會抄作業。看看東鄰日本,和韓國的做法也不同,連大面積的檢測也沒做,情況也不算太壞!日本的人口密度還超過中國!但日本人平時的生活和衛生習慣,你又了解多少?其實就是華人社會的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等地的處理方式都不同,當中新加坡的所謂“佛系”防疫措施相當成功讓不少人大跌眼鏡。


新加坡從“重災區”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選擇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來不少懷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為:最快反應、最早防范、最有系統、最嚴懲罰、最少折騰、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僅次于中國病例第二高的國家,同時人口稠密,還是國際交通樞紐。但新加坡政府反應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來自中國的人流,并實施了對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離令。“非典”之后建立起來的疫情警報系統立即派上用場。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集先進的檢測、治療與實驗研究為一體,馬上研發并合作生產了快速病毒檢試劑,有健全的檢測體系,保證了疑似患者盡快得到治療,避免了疫情的傳播,加強了民眾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產能力,不鼓勵大家戴口罩,但政府還是快速購買了五百萬個口罩派發到每家每戶,安撫民眾。新加坡有充足的醫療資源,類似于中國的發熱門診就有873個,相當于北京發熱門診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里就轉發相關的信息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還成功,沒有發生香港排長隊爭口罩、搶廁紙的“奇觀”。但話說回來,香港的恐慌是基于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時曾遭重創的慘痛歷史,以及香港和內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員來往這一事實。


韓國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國總統和瑞典首相等多國政要甚至致電韓國討教。但韓國對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為何西方愿意到韓國取經和復制韓國模式呢?韓國也曾面對與中國相同的困境,但兩國在大范圍發生疫情之后,采取了類似的抗疫戰略,新增病例曲線迅速被壓平。但西方在看韓國的經驗時,特別看重韓國沒有因疫情出現壓制言論和信息受阻的現象,沒有因禁令影響民眾的行動和自由,國家的經濟更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韓國的經驗可以歸結為:早干預、早準備、早檢測、早跟蹤、早隔離、早觀察。韓國的企業早就判斷病毒遲早會擴散到韓國,第一時間就研發出檢測試劑盒,獲得政府的緊急審批投放市場,檢測過程只需十分鐘,幾小時內可以出結果,準確率超過98%。韓國單日可檢測近兩萬人,檢測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個國家爭相從韓國進口測試盒。韓國政府還迅速修訂法律,網站和手機都可以追蹤病發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獲得信息和警報。


好的經驗當然可以抄,可以借鑒,但不必過分地顯耀自己的成功,這只會讓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現在中國不準外國人入境,這是因為中國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風險,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樣,疫情爆發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國等地對中國人封關、撤僑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樣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為何那時就可以攻擊別人是惡意制造恐慌,是對中國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國在歐洲疫情嚴重之后也禁止歐洲人前往美國,最后連英國這個小兄弟也進了入境限制名單。日本現在對包括中國、韓國、美國、歐洲在內的國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離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曾經被我們罵得一無是處的大和民族似乎對中國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國捐贈各類物資,而對美國政府的表現極為不滿。其實拋開美國民間和企業的資助不提,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國正在打貿易戰的特朗普政府對你友好呢?而對中國最早鎖國的是朝鮮、俄羅斯、越南等國!


在疫情襲擊的恐懼中,我們更不可以幸災樂禍地嘲笑別人的行為,透過渲染別國的疫情失控來展現自己的英明和偉大,而忘記了自己并沒有走出險境。美國和意大利的報紙上密密麻麻的訃告,看去令人悲傷和沉重,恰恰彰顯了人性的一面。中國不少媒體將意大利和美國醫院中的尸體的照片無限渲染,而失去親人的武漢人前去領取骨灰盒,為了正常的悼念發出的哀思和照片卻消失了。我們當中總有人不愿正視自己的創傷,不可忍受將苦難、悲劇和丑惡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人,將讀者高達五千萬的“日記”視為惡毒、無恥,卻又如此鐘情地展示“紐約醫院尸滿為患”、“紐約窮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鐵上班”、“英國政府勒令醫生封口”這樣的文字和照片。廣東一個企業老板竟然建議廠家做假測溫槍賣給美國,讓感染者越來越多,遼寧有餐廳門外貼出橫幅祝賀美日疫情擴散,就不單單是沒有同理心了,而是無知的反人類言論。


如果我們可以同樣毫無顧慮地拷問自己,猶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對他人提出質疑,我們的心智就一定不會萎縮,我們興許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們甚至無法正常地伸出舌頭,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臨下,帶著幸災樂禍的病態,刻意營造似是而非的場景,來彰顯那虛幻的優越感?!但我總是固執地堅信,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要勇于承擔起苦難中的責任,最終一定是會得到別人的理解和贊許的。


我們缺乏擔當


在這次疫情中最常聽到的一個字就是甩鍋,這場“甩鍋大戰”從武漢封城的那一刻開始就不斷上演,從當地的醫療機構,到各級政府官員,到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問,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責任在誰?


中國在“非典”之后耗資11億,搭建了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過去15年間持續監測39種法定傳染病。這個全球最快速的疫情上報系統,可以在短短兩小時內將疫情上達北京,中國最高的疾病防疫專家在2019年曾經表示中國絕不會重演“非典”悲劇。但話音剛落,這個耗費巨資的系統并沒有在這次病毒蔓延中發揮功效。或許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真相,但有一點很清楚,專業判斷在明哲保身、沒有承擔的官僚系統中被冷凍了,生命的價值也同樣在個人權力的棋盤上被拋之腦后。


這場疫情最大的諷刺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面對這場世界公共衛生大危機時,竟然上演了一出極為相似的鬧劇。幾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宮見記者的美國傳染病首席專家福西不諂媚權貴,不介意道出與他旁邊的總統立場不同的看法,其獨立的專業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專業判斷也同樣被美國總統束之高閣。疫情在中國蔓延惡化之時,美國的科學家就發出警告,但美國疾病防疫中心、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似乎都沒有看到采取行動的緊迫性,更何況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了。特朗普向來蔑視科學和專業的意見,聯邦政府被一群科學懷疑論者把持。而特朗普就喜歡看極右的福克斯電視臺,曾與中國同行舌戰的女主播Trish Regan就鼓吹疫情是民主黨的陰謀,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個陰謀論者。他同樣不信任主流媒體,不停地和主流媒體在白宮記者會上唇槍舌劍,甚至當眾侮辱記者。特朗普也不重視來自情報機關的報告,警告疫情的嚴重性被中國低估和隱瞞,以及疫情將會蔓延全球。此外,特朗普對玩政治的興趣多過抗疫,為了競選就是不愿承認疫情遲早會沖擊美國,他對疫情輕描淡寫的原因也是因為民主黨主政的紐約州、加州、華盛頓州受到重創,但共和黨的紅州并未受到太大的影響。紐約時報在3月28日刊登萬字文,以“美國錯失的一個月”為題,分析了美國因檢測技術落后,法規不配套,白宮領導無方,政府官僚作風,導致美國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黃金30天。


美國的科技和醫療發達,美國的醫療開支占GDP的比例最高,達到了近18%,但美國至今的表現為何令人大跌眼鏡?無法早期進行檢測是疫情蔓延的元兇,美國疾病防控中心也不是不作為,但為何會發生這樣災難性的失誤呢?這和歐美社會對新冠肺炎的輕視有相當大的關聯。中國在修正了前期隱瞞疫情的錯誤之后,武漢封城的快速行動,為整個國際社會控制疫情爭取了難得的寶貴時間。隨后東亞各國和地區也紛紛采取行動,大體上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制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遺憾的是,由于對疫情的認知存在極大的偏差,歐美國家都沒有及時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歐洲和美國先后演變成疫情的重災區。此次疫情的另一個中心意大利,也只不過停飛了前往中國的航班。而美國早在1月3日就獲得了中國的通報, 但美國和其它歐洲國家一樣一直心態超然,覺得自己遠隔重洋,“非典”只在東亞流行,便以為此次新冠肺炎也同樣會局限在東亞地區。


而疫情在美國開始蔓延后,這場“甩鍋”大戰竟然也蔓延到國際社會,中美兩國爆發了令人捧腹的唇槍舌戰。中國外交部的新任發言人在推特上懷疑美軍在武漢播毒,特朗普親自上陣,惡意地稱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病毒起源地的爭論凸顯了各方意圖透過“甩鍋”來推卸應有的責任,其實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特朗普改口之后,還堅持要將武漢病毒寫進七大工業國外長的公報里,而被其它國家拒絕。美國自己浪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疫情失控,特朗普卻只會將矛頭轉移,掩蓋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誤!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病毒”經過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說,傳遍全球,造成了美國等地歧視亞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項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針對亞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數目,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擴散而飆升,危及美國的亞裔社群。連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采訪的時候,不僅感慨美國失去了領導世界戰疫的能力,而且驚嘆這兩個世界大國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進行“口水戰”。


從亞洲到歐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會因這場疫情,生活已經停頓。這場疫情不僅暴露了我們制度的缺陷、系統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惡,全球已經跌入新一輪的金融市場大動蕩和全球經濟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們不僅沒有進行反思,卻依舊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們缺乏反思


一場史無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個角落沖撞,死亡籠罩著這個星球。但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其中多少人禍是可以避免的呢?


封口vs封城:圍繞著這場人道危機的爭論焦點從一開始就從這里展開。如果沒有發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會有另一個結局?我們無法知道答案,但我們知道至少不會如此慘烈。問題在于一個經濟如此發達的國度,為何依舊無法實現一個開放社會所需要的基本條件;一個自信的社會為何難以拉響危機來臨的警報聲。而這并非個別和單一現象,這有如隱藏在我們社會中的毒瘤和頑疾,總是如此粗暴地壓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評。


在危機抵達臨界點之后義無反顧的“封城”行動,盡管慘烈,卻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擲,但我們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犧牲個體的代價來實現宏大的目標,文明是體現在對每一個生命的關懷上的。“封口”可以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犧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數據還是被質疑。捫心自問,為何中國常常成為這類被懷疑的目標與對象?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和一個透明度高的社會,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對真相并向大眾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擊下,中國也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媒體松綁現象。


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從固有的認知出發,用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封城”行動。在這場抗疫中,與東亞各地在武漢“封城”之后迅速進入作戰狀態完全不同,歐美各國不僅負面看待中國的“封城”行動,而且沒有從中國的“封城”行動中嗅出危機的嚴重程度。


傲慢vs自大:這讓我們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與無知,歐美各國普遍將最初在武漢出現的新病毒歸結為黃種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財長的一次會議上主動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卻自討沒趣,歐洲國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總理后來在G7財政會議上更直截了當地表示,這是黃種人才會得的病,和他們西方人沒有關系。無怪乎,意大利一度成為中國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國家。特朗普的傲慢與自大終于在疫情橫掃美國之后,被迫承認美國將面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慘重的死亡。


然而與西方的傲慢相對應的則是在中國自媒體的世界里無時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國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劇都活脫脫地變成了贊歌的素材,而忘記了病毒是從武漢開始向全國和全球蔓延的。這樣的自大在中國抗疫初現曙光之后,更是變成了對他國肆無忌憚的嘲笑。而最新的對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數最多的美國,卻忘記了美國擁有強大的科技力量和發達的醫療體系,僅ICU(重癥監護室)的床位數量就遠遠超過中國。而“傲慢”與“自大”這對孿生兄弟卻擁有一個共同點:偏見。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關病毒源頭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擴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討論中,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偏見。2003年“非典”之后中國人的確沒有從中吸取慘痛的教訓,及時關閉野味市場,不少人因而將此次病毒的爆發與中國人喜愛吃野味的文化聯系在一起。這樣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國人是時候改變吃野味的生活習俗。有趣的是,中國網民反而找出了紐約上流社會吃野味的視頻,一時之間在朋友圈中瘋傳,證明美國人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不過這幾年比較嚴重的傳染病,包括中東呼吸綜合癥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國。


另一方面,亞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擴散基本是共識。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亞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歡戴口罩。在西方,視口罩為病人標志的觀念還帶來了對亞裔人的歧視。在歐美各國生活的亞裔人處在戴口罩被歧視,不帶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戰中。但在這次疫情重擊歐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認知終于慢慢開始在歐美被接受了。


自媒體vs主流媒體(贊美vs批評):在疫情的報道上,中國的主力軍是自媒體,不管是贊歌,還是批評,自媒體帶有更多的主觀性和情緒性。而在許多其它地方,報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體,力求客觀。特別是美國媒體,其角色是監督政府,且喜歡監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數又是自由主義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國主流媒體。但只有在美國這個國家,CBS記者膽敢在白宮怒懟總統為何要使用歧視性的“中國病毒”;NBC的記者質問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經證實的抗疫藥物是否給美國人虛假的希望,并指美國數百萬人活于恐懼中;紐約時報駐京記者張彥(Ian Johnson )的“觀點”文章,指出中國為美國贏得了時間卻被美國白白浪費了;紐約時報的社論公開譴責特朗普政府官員的言詞加劇了對亞裔的種族仇恨。


中國自媒體里那個發自紐約的抗疫日記,作者聲稱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道,而非道聽途說,語帶雙關。的確,當紐約成為美國的武漢時,我每天在美國電視新聞上看到的幾乎全是“負面”消息。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離開人世時的凄慘故事;病人因缺乏醫療設備無法獲得及時醫治的悲劇;醫務人員面對死亡威脅戰斗在第一線幾乎崩潰的場面;停留在街邊裝滿尸體的冰凍車和醫院走廊里運尸袋的場景;質問白宮何時可以確保醫療設備運抵現場的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脅下美國海軍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無法交付房貸的憂慮。在這里你看到的是恐懼,是擔憂,是悲傷,在這里你聽不到任何贊歌。


威權vs民主:這次全球抗疫的敘事已經成為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之爭,甚至上升到威權還是民主體制在抗疫中哪個更有成效的爭論,但不少人卻忘記了無論何種體制都有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與教訓。在歐洲成為重災區之后,德國的死亡率卻一直很低,這或許與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關。在亞洲處于恐慌的時候,日本并沒有跟隨中國封城、沒有跟隨韓國大面積檢測,但也沒有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失控,這或許與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習慣有關。如果將抗疫簡單地看成是中國體制的勝利,那么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地又是何種體制?無疑,中國自上而下的動員力量,讓全球看到了中國體制戰勝疫情的超強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的應變和調整能力在紐約成為疫情重災區之后,同樣令人刮目相看。


紐約在中央公園、體育場迅速建起方舟醫院,并加快對受感染疑似人員的檢測。來自全美的六萬多名醫務人員主動報名成為自愿者,自發前往紐約支援人手不足的醫院,“捷藍”航空免費載送這些醫護人員“上戰場”,酒店免費提供住宿,企業慷慨捐贈急需的防護用品和醫療設備,但沒有企業對這些行動發稿、做公關、高調宣傳。即便美國總統面對新冠肺炎的反應丑態百出,但這個國家所幸不是一個人說的算,受疫情影響最大的紐約州、加州、華盛頓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語。而美國的體制也決定了聯邦政府對州一級政府的事務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對紐約和臨近的兩個州“封城”,但紐約州州長公開反對,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棄這一想法。特朗普隨心所欲,疫情還未控制,就要求復活節恢復經濟運作,但疾病專家和媒體則公開和他唱對臺戲。因此,應對病毒需要在一個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里,民眾敢于承擔公民應有的責任和義務。


在全球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時,我們需要理性地思考人類的失誤和失敗,而非指責和推卸。這場大災難離落幕之日還有漫漫長路,但這場天災與人禍也給人類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反思機會。在這場疫情結束之后,或許全球終將明白這不是“中國病毒”,是各國必須共同面對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們人類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處肆虐。在這個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時代,盡管國與國的界線依舊分明,但病毒絕不會只在一國的邊境線內停留。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視野和全球的胸懷,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合作去共同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庚子年常常是災難之年,但或許也是轉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橫掃全球之后,這不應該是我們重拾孤立的時刻,而是通向一個不一樣的全球化新時代的新起點。


來源:港大ICB(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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